王安石为什么喜欢杜甫而不喜欢李白诗
陈先生在文中说：“经义即理论，新经义的实践，就是新法新政的具体措施。”这里所说的经义，也就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宋史·王安石传》称：“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三经新义中，王安石自己实际操作的是《周礼》，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一文中便说“臣安石实董《周礼》”，而《诗》与《书》则有其子王雱参预。“经义即理论”，王安石对《周礼》的解释，便是他实施熙宁新政的理论依据。而理论属于人的认识范畴，它又是从哪儿来呢？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从过去的理论，也就是《周礼》，另一个来源那就是人们从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矛盾的感受中产生的。前者是流，后者是源，二者结合，所以才叫新义。
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这里是讲从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时，便涉及到从理论到实践，要通过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一项好的制度需要有法律来保障；第二个层次，法律的贯彻要依靠人，也就是依靠大家共同来遵守和执行；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推行法制要通过相应的官僚机构。在中国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统一国家，它的官僚机构是宝塔形的自上而下层级结构，要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下推行良法，必须要有好的官吏，才能足以推行良法。如果这支官僚队伍不好的话，那么好的法制和政策法令，到了下层都会变样，出现理论、制度、法律与实际生活相互脱节的现象。自古迄今，要协调好这几个层次相互间的矛盾关系，谈何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