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为对冲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央行创新政策工具密集出招，巨量货币信贷投放与精准滴灌实体领域相结合，全力稳定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前10个月社融和信贷分别累计新增31。04和16。95万亿，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准的宽松态势。 但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继续保持高度宽松的必要性已然降低，至少有四个迹象表明，央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应对之法已有转向之势，未来宽松货币政策大概率会逐步退出： 一是楼继伟等中国高层开始频繁喊话“政策退出”。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11月13日在演讲中明确表示，尽管“就全球范围而言，宽松政策退出为时尚早”，但“中国在经济复苏上走在前面，已经到了研究前期部分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央行行长易纲和副行长刘国强近期也均谈及“特殊时期政策退出”的问题，后者认为“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在经济复苏稳步向好的态势下，中国政策当局对“政策退出”已有共识，频繁喊话本身传递了相对明确的信号。 二是10月社融和信贷数据已有边际收紧迹象。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新增6898亿、不及预期，正常的季节性调整之外，居民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均表现不佳，与近期监管收紧地产融资、按揭和消费贷审核趋严、房市销售有所降温有关。社融仍高于去年同期，但今年政府债券发行额度已接近兑现完毕、剩余月份对社融的支撑将明显减弱；目前社融已提前两月完成此前易纲行长预设的全年投放目标（30万亿），年内空间已然有限、预计社融存量增速未来将逐步下行。 三是6月以来市场利率中枢持续抬升。上半年央行通过全面降准、再贴现再贷款等工具向市场投放了大量流动性、资金面极其充裕，R001在四五月份一度降至0。75左右。6月以来货币政策由前期“极度宽松”逐步转向结构性发力、精准滴灌，央行一面通过引导金融体系让利等形式推动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一面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趋于谨慎、控制流动性投放。至11月初，市场利率中枢较前期已明显抬升，R001和R007均升至3左右、无风险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3。3，同业存单发行利率自6月以来也一路上升、目前3个月品种已升至3以上。 四是金融监管趋严、不断强化实体导向。疫情爆发后政策面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显著加大，但部分实体贷款违规变换资金用途，以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等）投向房地产；违规信贷作为首付进一步撬动按揭，69月全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均在6000亿左右，深圳、宁波等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迅速。在此情况下，监管迅速出台“三道红线”规则并窗口指导部分金融机构收紧房贷额度，旨在遏制金融乱象、降温房市、减少房地产挤占实体金融资源。其他监管动作也具有一定指示意义，例如，近期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银行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的联合贷款业务未来面临全面压降，同样值得关注。 特殊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确已到退出之时。近期信贷结构在持续优化，610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占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重显著提升，小微企业贷款和工业中长期贷款发力明显；融资成本也明显下行，9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92、较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10月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供需两端持续改善、恢复态势不变，其中出口链条依旧强势，工业、服务业生产较为强劲，制造业投资同比已连续三月回正，社零也在稳步恢复。 关键是如何退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处于从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为主转变的过程之中，经济下行期对数量型工具仍有较大依赖，货币政策“易松难紧”的问题依然存在，政策面应未雨绸缪、谨慎评估，提前做好相应的政策过渡安排，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本轮宽松政策退出，至少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实体经济角度出发，货币政策不宜立即转向。尽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持续向好，但距疫前正常水平仍有距离，尤其是10月社零回升幅度仍较上月放缓、中小零售企业仍面临较大压力，消费恢复的后劲存在不确定性；10月财政存款的增加显示出资金使用效率不足，四季度储备项目不足、财政预算向减税民生支出倾斜等多重因素均可能在后续拖累基建增速；前期在需求侧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地产投资，短期内也可能在监管收紧融资之下增速见顶、调头向下。近期而言，扩张型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仍有用武之地，但要更有侧重，更多用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中小企业。 二是要合理做好部分特殊政策的过渡安排。特殊时期政策，主要是中小微企业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和金融系统让利政策，前者为广大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对冲疫情不利影响，后者是今年降融资成本的主要抓手，前10个月金融系统合计让利12500亿元、其中有一半直接通过降低利率实现。为避免上述政策退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如企业资金链再度断裂、银行不良信贷抬升、实体融资成本上行等，要合理做好部分特殊政策的过渡安排。例如，应使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工具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在降成本导向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如金融体系因成本经营压力无法保持现有让利规模，可考虑适时进一步下调LPR以抵消其影响。 三是应高度关注金融系统脆弱性。今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大幅抬升，截至6月底达到266。4、较去年末大幅上升21个百分点；从相对变动来看，政府和企业部门杠杆抬升的相对速度较快，扩张型财政货币政策在稳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近期AAA级央企债券集体违约暴雷、引发信用债危机，已说明当前市场信心不足。 上述情况下，尤其需要把握好政策退出节奏和力度。楼继伟在讲话中已经提示“过多的流动性需要收回时，存在可能刺破债务泡沫的风险”，“要掌握好政策退出节奏，不能在经济复苏时反而发生了债务危机”。历史上不乏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经济和市场遭受冲击的时刻，例如，20072008年货币政策为抑制通胀而收紧、使中国经济在次贷来临之前就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1和2013年的“钱荒”也均发生在货币政策收紧时期。 就目前而言，中国实现快速“降杠杆”并不现实，但应逐步提升货币政策中防风险的权重，如楼继伟所说，尤其要“防止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抬升太多，最重要的是要继续压降金融业务杠杆”；在笔者看来，明年要高度关注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的影响，对房地产、金融科技（联合贷款）、政府隐性债务的监管也是重点。
